時事訪談

　　3月22日，中紀委網站刊登文章稱，有干部不把違紀當回事；紀檢干部“發現違紀就要及時處理，該處分的予以處分，該降級的予以降級，這應成為紀律檢查工作的重頭，而立案審查、移交司法則應是少數”。可以預見，將來“斷崖式降級”等追責手段會更加頻繁出現。事實上，十八大以來，已有多名副省級官員遭遇了“斷崖式降級”，包括今年2月被從副省級降為“副處級非領導”職務的江西省原政協副主席許愛民。那么，降級的標準有哪些？尤其是“斷崖式降級”又當如何適用？就這些問題，新京報專訪了行政專家汪玉凱。

　　【訪談嘉賓】汪玉凱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

　　“斷崖式降級”不會是一個短期行為

　　新京報：您如何理解“斷崖式降級”？

　　汪玉凱：“斷崖式降級”在我們建國以后有過，但幅度沒有現在這么大。所謂斷崖式降級，就是說一個領導干部犯了錯誤，但還沒到犯罪的程度，處于罪和錯的回旋地帶，不足以走司法程序來對他進行處置，而過錯又比較嚴重，所以就出現了這種一擼到底式的降級處分。

　　過去許多官員都存在著僥幸心理，認為只要我不犯罪，就拿我沒辦法。而按照我們以往的處置，也總太過輕描淡寫，警告、記過、記大過，到最后不行才降級和撤職，一般也只降一級，況且是比較嚴重的情況。

　　現在這種“斷崖式降級”的處理方式，主要是在十八大轉變作風、反四風、從嚴治黨以后采取的一種果斷舉措，它足以警示那些官員干部，只要違反黨紀、政紀同樣會受到嚴肅查處，這對營造“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”的環境有很大作用。畢竟，從一般公務人員熬到副部級要付出長時間努力，最后卻因一件事或幾件事被“斷崖式降級”，這對任何官員干部而言都是難以接受的。

　　新京報：為什么之前很少聽說有被連降幾級的官員，而現在增多了？

　　汪玉凱：這跟當前高壓反腐態勢緊密關聯。因為問題比較嚴重，十八大以來加強了反腐力度，“斷崖式降級”是從嚴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且這將慢慢成為“新常態”。事實上，過去有些官員亂搞男女關系，即便被紀檢機構發現也多是內部處理。而這兩年，基本上都會把通奸公之于眾，這也是嚴格治吏的具體表現形式。習近平總書記前不久提出“四個全面”，其中最后一個是全面從嚴治黨，以此看，我認為“斷崖式降級”不會是一個短期行為，而會成為一個常規做法。

　　新京報：雖然相對于以往“斷崖式降級”增多了，但總數仍不多，2014年以來，只有許愛民、張田欣、趙智勇、付曉光、蒙志鵬等極個別副部級官員、副廳級官員享此“待遇”，原因為何？

　　汪玉凱：我認為不是領導的決心不大，而是適合這種處置的人較少，能對號入座的太少。只有處在犯罪邊緣上的官員，才會面臨“斷崖式降級”的處分。而現實中，有些問題高官是既違紀也違法，而只要違法，基本上就要追究司法責任，它也就不只是“斷崖式降級”那么簡單了。

　　“斷崖式降級”將來應該建立標準

　　新京報：被“斷崖式降級”的幾名官員中，沒有低級別的，怎樣擴大“斷崖式降級”的處分范圍呢？

　　汪玉凱：我覺得，只要這口子一開，就得一視同仁地追究問責，不管領導干部職位是高是低，權力是大是小。比如說，正部級干部，如果沒有達到犯罪程度只是嚴重違紀，也可將其降為副處級，甚至降得更低；如果是廳級，若情況符合，也可按“斷崖式降級”處置，甚至降到科員都可以。所以我覺得，只要把這把尺子亮出來，就該公平地加以應用和使用。

　　這也亟須通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摸索，來促使“斷崖式降級”走向常態化。在實踐過程中，我們可以找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。比如，根據具體違法違紀的情節、事實、性質和程度，來界定是采取普通降級，還是“斷崖式降級”，或者是追究司法責任。搞清其中的邊界，尤為重要。

　　新京報：我們注意到，不論是《公務員法》，還是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、《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》，對違紀的公務員都有相關降級規定，但，什么時候該降級、降多少級該遵循什么標準？

　　汪玉凱：這個標準目前沒有，但我認為將來是會有的。一個官員違反了黨紀政紀，違反到什么程度，要分幾個檔次，比如一檔二檔三檔四檔等，而不能一概而論。夠上第一個檔次降一級，夠上第二個檔次降兩級，以此類推。至于標準的制定，要根據他違紀的程度，如違規情節、涉案金額、造成的社會影響等，來確定他應降幾級。只有通盤考慮了這些因素，量化了并制定出若干具體條例后，才能對號入座，讓降級有據可依，避免自由裁量的可能。這樣的話，各地操作起來，也會比較眉目清晰，而不會造成靠人為的權力來決定是否“斷崖式降級”的效果。在我看來，從嚴就“斷崖式”，不想從嚴就給普通黨紀政紀處分，這顯然不公平。當然，要做到絕對公平或許挺難，但起碼要做到相對公平公正。至于標準制定的主體，肯定是人事組織部。

　　新京報：這個關于“斷崖式降級”的具體執行標準，又怎樣才能受到公眾認可呢？

　　汪玉凱：該標準的制定，必須面向社會公開，并保障官員干部的處分申訴權限。要讓民眾知道具體的尺度，明白為什么要降三級或降四級，這樣也能讓民眾的參與權、監督權有了“用武之地”。它對官員也是種保護，讓他們免于因不公開因素導致的不合理對待。公開透明了，“斷崖式降級”會更具權威性。

　　有些人會擔心，“斷崖式降級”或淪為表面化的危機處理，等風頭一過受處分官員又官復原級，這關鍵也在于處理過程的公開透明。一般來講，公眾人物造成影響，事后也必須對公眾有個交代，他在什么范圍造成影響，若要復出那也得在同樣的范圍公開。這樣，無論斷崖式降級還是再升官才能都經得起檢驗。

　　□新京報實習記者 王言虎